为了美颜，年近五旬的张红红走进一家虞美人整形医院，花费百万做下巴整形和面部提升。她在一家美容美发店的美容消费，也高达三百多万元。

虞美人花开颇为美观，全株可入药，具有镇静等功效。可“虞美人”整容，竟没能让张红红“冷静”下来。她又花费百万去泰国保养，尝试可“逆转时光”的荷尔蒙调理等；花费50多万做了私密养护。

“疯狂”过后，注定是悲歌。原来，张红红花在美容整形上的600多万元，是其贪污挪用的公款。

身为原国土资源部机关文印室会计，她通过支出不记账等方式侵吞公款647.7万余元，还挪用公款589.1万余元归其使用。案发后，为筹钱退还公司，张红红卖掉了房子，还借了300万元及100余万元的小额贷款。

因犯犯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一审判其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70万元。今年2月2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自然资源部纪检监察组向自然资源部党组发出一份“辣味十足”的监察建议书，其中便深入剖析了张红红“小官大贪”案例。两位反腐研究学者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除了女性财会人员，女性官员也是容易倒在“美容腐败”上的群体。

“她们的脸蛋可能会通过美容、整容变漂亮了，但脸皮却是越整越厚，心灵是越来越丑。”反腐学者还指出，男官员也需警惕和防范“枕边人”透过其权力进行“美容腐败”。要留意妻子当了“官太太”，别成为“阔太太”。

部委机关女会计贪污挪用千万公款美容整形花费六百多万元张红红是河北沧州人，案发前在原国土资源部机关文印室做会计。2018年4月，部里机构改革，进行清产核资。张红红所在的机关文印室主任问询单位账目资金余额情况。

她心里清楚，账目上仍有400多万元没有平账，觉得无法再掩盖，便承认自己“犯了一个错误，用了一部分单位的钱。”随后，部里机关服务局成立查账组，对文印室的账目进行按序倒查5年，发现从2018年至2013年，每年都有违规提取单位资金的情况。总计金额也非她上述的仅400多万元。北京市二中院审理查明，2001年到2017年，张红红通过支出不记账的方式转移单位资金，同时通过收入不记账或者虚列单位支出等方式平账，先后侵吞单位公款647万余元。

另外，2003年到2017年，张红红还挪用单位公款589万余元，归其个人使用。会计贪污挪用公款类案例并不鲜见，可有意思的是，张红红将大部分钱款用于自己的美容、整形消费上。判决书中列了一家东方名剪美容美发公司区域美容总监李某的证言。李某回忆，张红红曾问，是否能做整形，其单位说做不了，需要去医院做。

之后，李某和美容师一起陪张红红到其定点医院虞美人整形医院，做了下巴整形和面部提升。虞美人花开娇美，全株可入药，具有镇静等功效。可“虞美人”整容，竟没能让张红红冷静下来。她又花费百万去泰国保养，尝试可“逆转时光”的荷尔蒙调理等。

拥有东方名剪品牌的某投资管理公司一位区域经理证实，张红红在公司下属的美容美发店做美容项目消费了313万余元。另外，张还在外包单位做了项目，如私密养护、去泰国调理等，花费了341万余元。虞美人果实苦、涩。

张红红的人生“疯狂”过后注定是悲歌。案发后，为筹钱退款，她卖掉了房子，还借了300万元及100余万元的小额贷款。

法院在今年3月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以犯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两罪并罚判处张红红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70万元。80后基层女会计为变美更“上心”即便颜值提升，可惜算错“人生账”无独有偶。

记者检索发现，为变美如此“上心”的，在张红红之前已有先例，且也是一名女会计。80后柏玲是江苏高邮人。

案发前，她在高邮市农业委员会做现金会计，工作之一是保管高邮市农委的“小金库”——高邮市种子站、高邮市水产技术指导站两个账户。这两个账户主要收入来自各下属事业站的上缴款、房租、管理费等。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柏玲贪污案一审判决显示，从2013年8月到2015年12月，柏玲利用其现金会计、保管相关财务印鉴、管理高邮市水产技术指导站和高邮市种子站银行账户的职务便利，采取从上述账户提取现金、将公款转入个人银行卡、伪造银行对账单、利息单等手段作案57起，累计侵吞公款1051.9万余元。

高邮市一家美容加盟店老板坦言，柏玲是其店里的大客户，消费达800多万元。负责接待柏玲的美容师说，柏先后在店里做过多项价格昂贵的美容项目。“利用自己的合法收入来打造美貌，这无可厚非。”知名反腐研究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杜治洲表示，倘若通过非法手段敛财，来提升自身颜值，这便是算错了“人生账”。

对于此类“美容腐败”现象，杜治洲解释，人有各种需求，如对钱、对权、对美的需求。这些需求会催生腐败动机。当这种动机碰上了制度漏洞，就很容易滋生腐败问题。“张红红和柏玲的情况非常相似，都不是人们印象中的官员，而是利用自己掌管财务的工作便利，侵吞挪用公款。

”知名反腐研究专家、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马长生指出，她们是钻了财务制度不严的漏洞，这些涉案单位应该认真吸取教训。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一篇文章《精准用活监察建议书做好日常监督“大文章”》中提到：“手段极其简单，为何屡屡得逞？”2018年，驻自然资源部纪检监察组与北京市西城区监委联合调查张红红案初期，这一疑问萦绕在不少办案人员心中。

“张红红连续贪腐17年，涉案金额上千万，暴露出制度执行的缺失。”驻自然资源部纪检监察组相关负责人介绍，“驻部纪检监察组发出监察建议书，要求部党组吸取教训，加强监管，堵塞漏洞。”张红红在供述和悔过书中亦承认，单位财务监管不严格，她就想转移单位资金供自己使用。

她在空白支票上盖上章，填好金额，到单位的开户行把现金支票取现，将钱存入其银行卡中，或直接把现金拿在手里。这些钱她都用于自己和家庭的消费了。

女性官员易倒在“美容腐败”上反腐专家：脸蛋美了，灵魂却更丑两位反腐研究专家均提到，女性官员也是容易倒在“美容腐败”上的群体。据新京报此前报道，2012年，北京市检察机关就查处了12起女性官员“美容腐败”案件，包括原北京市卫生局工会主席白宏、原北京市财政局农业处处长杨苹等。

办案检察官曾表示，上述12名女性官员，每个人在美容会所的消费记录都多达数百次。其中，白宏签、领工会支票上百次，用于个人美容消费，合计399万余元；杨苹几十次收受多人为其办理的美容金卡。

红星新闻记者检索到，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杨苹受贿案的刑事判决。法院审理查明，杨苹受贿总额为70.8万余元。其中大部分是“美容腐败”的涉案款物。

例如，2004年至2008年，杨苹在担任北京市财政局经济建设二处处长期间，利用其负责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北京市经济信息中心、北京市经济与信息研究所等单位预算资金管理、拨付工作的职务便利，收受上述单位为其办理的美容卡，金额共计38.9万元，案发时卡内余额8万余元。2009年开始，杨苹在担任北京市财政局农业处处长期间，利用其负责北京市农业局、昌平区财政局、怀柔区财政局、平谷区财政局等单位部门预算管理及农业资金拨付工作的职务便利，在上述单位报销个人美容消费发票，金额共计16.9万余元。

杜治洲分析说，一些女官员手握权力时，可能会想如何用权力来“捞钱”，这些钱怎么花掉？正巧，社会上，人们对女性的外表评价越来越重要，许多场合，大家会在意，某位女性打扮的很时尚，看着很年轻漂亮，夸她很有明星范儿，这种赞许能让一些女性官员的虚荣心得以满足，为此便乱用手中权力，陷入自我“疯狂”。“这类女官员，她们的脸蛋可能会通过美容、整容变漂亮了，但脸皮却是越整越厚，心灵是越来越丑。”马长生认为，作为女性官员，尤其是手握重权的女高官，只有用其权力为人民服务，在群众心中有美好形象，才能称为“美女官员”。男官员需警惕枕边人“美容腐败”当了“官太太”，别成为“阔太太”除了女性官员外，男性官员要不要对“美容腐败”有所警惕？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在此方面，已有男性领导干部“倒下”。

北京高院的刑事裁定书显示，1958年出生的徐敏杰，在2007年便出任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总经理。然而，从2007年至2011年间，徐敏杰利用其担任中远太平洋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将其妻子在澳门赛马会的香薰美容费用港币16.4万余元等费用，在本公司报销。徐敏杰在其上诉理由中曾提到，妻子在澳门赛马会接待合作伙伴或上级领导家属，宴请上述人员就餐、做美容，应当以公务报销。

对此，北京高院认为，徐敏杰之妻并非中远太平洋公司工作人员，她在赛马会所进行的香薰美容等消费费用，显然与徐敏杰的公务无关。徐敏杰审批的报销单据中，均附有澳门赛马会的月结单，且在月结单中已清楚载明他妻子消费的情况下，他在行使财务审批等职权过程中，作为申请人或者审批人，违反规定，均在上述交际及礼品费报销审批单上签字确认，将妻子这些花销，以交际及礼品费的名义在公司报销。法院认定，这足以证实徐敏杰确系明知而利用其职务便利将其妻子在澳门赛马会因私消费的费用在本单位报销，非法占有本单位钱款，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

“用公款为自己老婆美容买单，徐敏杰绝不是个例。”马长生认为，这样的情况还有，只是有些没暴露而已。

作为领导干部，不该对妻子等身边人的非法要求进行纵容，这不仅会害了自己，最终也会害了妻子等家人。他锒铛入狱，对妻子而言，也是很大的不幸。

“说实在的，如若徐敏杰的妻子能够监督自己丈夫清正廉洁，那他可能不会触犯法网。”马长生说，该案也凸显了家风建设的重要性。

许多男性官员走向腐败犯罪，跟其家庭成员有一定关系，甚至有官员之妻不断吹“枕边风”，鼓动丈夫去腐败、“捞钱”。“官太太应该摆正心态，不要因为丈夫升了官，就自己去做个‘阔太太’。官太太应督促丈夫清正为官，这才是一位好妻子，家庭才会越来越好，丈夫在事业上也会越来越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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